去年年末的一个傍晚,我在首尔地铁2号线上遇到一位刚满60岁的男性乘客。他告诉我,公司通知他”法定退休年龄已到”,但国民年金要等到65岁才能领取。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我不是不想工作,是制度不让我工作,却也不给我钱。”那一刻我想起自己正在整理的这份中韩老龄化比较报告文学,忽然意识到,这五年的空白,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是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正在经历的具体日子。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洋对岸的中国正在做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我在整理章节资料时反复引用了这一句:”2025年1月1日,中国时隔70年延长了法定退休年龄。同一时刻,韩国仍在围绕60岁退休制度在国会寻找妥协点而未果。”这句话我读了很多遍,每次都觉得它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两个邻国面对同一波老龄化浪潮时,截然不同的反应速度。中国仅以202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就敲定了男性63岁、女性58岁的渐进延长方案,新年伊始便立即付诸实施。而韩国,直到那年年末,民主党才向劳资双方提出了2036年、2039年、2041年三个完成时点,劳动界嫌”太慢”,经营界嫌”负担过重”,常会最终空手而归。
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把两组数字并排放在桌上看了很久。韩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1,051万人,占比20.3%,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而中国60岁以上人口约3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老龄人口群体。规模上中国远远超过韩国,但速度上却是中国先行一步。更让我在意的是另一个数字——韩国66岁以上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率达到39.7%,位居OECD成员国首位。这个数字背后,正是那位地铁乘客说的”制度不让我工作,却也不给我钱”的那五年空白:法定退休60岁,国民年金65岁才能领取,中间的裂缝被长期搁置,没有人真正为它负责。
为了理解中国那边的实际感受,我后来通过熟人联系上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女性生产岗位职工,她今年53岁。按照旧制度她原本明年就该退休,新制度把她的退休年龄从50岁延后到55岁。她的反应并不是我预想中的抗拒,反而带着一种务实的盘算:”多干五年是多领五年工资,而且现在可以选,身体撑得住就多干几年,撑不住就提前退。”她说的正是中国”弹性退休”制度的核心——已达到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劳动者,可比法定退休年龄最多提前3年退休,也可以与公司协商后最多延后3年继续工作。这种把选择权交还给个人的设计,是韩国目前”法定退休几岁”这种一刀切讨论里还没有出现的思路。
我在整理这一章的时候,越来越确信,速度的差异并不只是行政效率问题,而是决策结构本身的不同。中国是”全国人大决定→国务院实施细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具体指南”这样一条自上而下的链条,一旦中央作出政治决断,四个月内就能落地。韩国则要走完劳资政三方协商、国会公听会、立法预告的全部程序,企业层面的工资体系、年功序列、退休金制度又以大企业正式员工为中心根深蒂固,延迟退休立刻被换算成人工成本的暴增议题,协商往往一拖就是一两年。这不是谁更”聪明”的问题,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运作方式,在同一道老龄化考题前给出的不同答卷。
但我也不想简单地把这理解成”中国快、韩国慢”的对比。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部分地区面临2030年代枯竭的风险,这次快速决断带着相当浓的应急药方色彩,而且与青年就业的冲突远未解决——中国35岁以下群体中,”延迟退休等于青年就业机会减少”的舆论依然强烈。韩国的”慢”,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共识文化的产物,一旦达成共识,执行阻力反而会比中国小。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不是韩国”慢”,而是那五年的空白已经放任了太久——它不再是审慎地等待共识,而是在66岁以上贫困率39.7%这个数字面前,变成了一种失职。
章节里还有一句我反复推敲、后来一直放在案头的记录:”中国的养老仍然扎根于’9073’的家庭底色——九成老人居家养老、七成依托社区、三成依靠机构;而韩国的核心家庭化,让独居老人的比例在过去十年里几乎翻了一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想起的不是数字,而是那位杭州女工顺口提到的另一件事——她和丈夫、公婆、儿子一家三代仍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两套相邻房子里,”退休以后谁病了都有人搭把手”。而首尔那位地铁乘客告诉我,他和成年子女早已分开生活多年,”退休以后,家里没有人问我今天吃了没有”。同样是延迟退休的话题,他们所描述的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老年生活支撑结构——一个还能部分依赖家庭,一个几乎只能依赖制度。这种差异,让”几岁退休”这个数字之外的问题变得同样重要:退休之后,谁来接住这个人?
这也让我不得不正视两国人口结构本身的巨大压力。韩国2024年的合计出生率跌至0.75左右,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一个,这意味着未来支撑老年人口的青壮年劳动力只会越来越薄;中国的银发经济规模在2025年前后已被官方测算突破7万亿元人民币,养老服务、适老化改造、老年消费市场正在被当作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而不只是社会福利支出的负担。我作为一个长期观察两国社会的写作者,越来越觉得,延迟退休的年龄数字之争,其实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角——水面之下,是生育率、家庭结构、产业政策这些更缓慢也更根本的变量,它们才真正决定五年、十年之后,老去这件事在一个社会里究竟意味着尊严还是煎熬。
所以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如果”慢”意味着社会仍在认真协商,那它值得等待;但如果”慢”只是把矛盾往后推、让制度性的裂缝继续放任下去,那它还配得上”审慎”这个词吗?中国从2025年1月1日开始的这场”分阶段延长+弹性退休+代际矛盾缓和”三重实验,韩国其实拥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实时观察、实时学习,而不必重复对方正在承受的代价。从中国的速度中学习节奏,从韩国的共识传统中守住分寸,这中间的边界线,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人要一起画出来的。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收录了更多中韩两地退休者的具体访谈与制度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详情页 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查看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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