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首尔地铁3号线上,我又看到了那一幕。一位看上去七十出头的老先生站在车厢中间,旁边一位年轻乘客起身让座,老先生连连摆手,最后还是坐下了,但整个过程里他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公交卡,不看任何人的眼睛。我在采访首尔老人福利中心的调查时才明白,这种不自在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觉——那份调查显示,65岁以上受访者中有47.3%表示”在地铁上被让座时也感到负担”。不是不领情,而是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被贴上了一个标签:”您已经是被这个社会需要照顾、需要被记住是老人的人了。”
这一幕我记了很久,直到最近整理这一章的采访素材时,才把它和另一段场景放在一起看。那是我在苏州做代际融合养老项目采访时听到的一句话,一位入住养老机构、陪伴老人生活的青年志愿者告诉我:”我教奶奶用微信视频,她教我怎么腌咸菜、怎么跟婆家人相处。”这两个场景相隔千里,却在同一个问题上交汇——年龄,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堵墙,而不是一座桥。
回到数字上说话。韩国统计厅《2025高龄者统计》显示,韩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1051.4万人,占总人口的20.3%,正式步入超老龄社会,预计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攀升至40%。与此同时,2025年一项面向成年人的调查里,11.7%的受访者把老年人列为”最受人权侵害的群体”。人口在快速增长,社会认知却没有同步跟上,这中间的落差,正是我这些年在做这个专栏时最放不下心的地方。我常常想,一个社会如果把变老这件事本身当成一种”渐渐失去资格”的过程,那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走到那道墙的另一边。
把镜头转向中国,年龄偏见换了一副面孔,却同样锋利。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面向约2000名白领的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认为”过了30岁,职业机会便急剧减少”。招聘公告上公然写着”35岁以下”,连公务员招录都设有这道门槛,互联网大厂更是把”35岁裁员”当成了行业里心照不宣的惯例。我在采访中遇到一位36岁、从大厂离开后四处碰壁的工程师,他说得很直白:”我不是老了,我是被市场提前判了退休。”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因为它和首尔地铁上那位老先生的沉默,其实是同一种委屈换了一种说法。
韩国用”敬老”包裹排斥,中国用”效率”包装淘汰,形式不同,逻辑却出奇地相似——都是用一个数字,去否定一个人身上还没被看见的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基于年龄对人群进行划分,并依据刻板印象做出判断与歧视的一切行为”,而《柳叶刀》援引的相关研究更直接指出,这不只是道德问题,更是对人力资本的实际损耗。我在整理这一章的时候,反复想起苏州那对”忘年搭档”——青年志愿者教老人用智能手机挂号、视频通话,老人则把四十年的持家智慧、人情世故一点点传给青年。没有谁在”照顾”谁,那更像是一场公平的交换。这大概就是这一次相遇让我真正在意的地方:年龄歧视之所以顽固,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用”谁该退场、谁该让路”去理解代际关系,却很少去问,两代人手里各自握着什么样的资源,可以交换给对方。
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里看,这不是韩国或中国单独的功课。韩国已经建立了《雇佣年龄歧视禁止法》,但制度落地到”让座时的不自在”这种细微的日常感受,还有很长的路;中国目前仅有2013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尚未有专门针对”35岁现象”这类中年就业歧视的立法,而人口结构却在朝着2050年60岁以上人口突破4亿的方向疾行。两个社会都在老龄化的路口,却因为文化底色不同,把偏见做成了两种不同的形状——一个是”过度尊重带来的隔离”,一个是”效率至上带来的驱逐”。我总觉得,正是因为形状不同,两边才更应该互相照一照镜子。
整理书稿的时候,我又翻回了那几页关于政策的笔记。韩国从2005年就设立了老年人才开发院,专门帮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对接兼职岗位——保安、停车管理、社区讲解员,一个月工资常常只有二三十万韩元,象征意义大于生计意义。我采访过一位在首尔北部社区中心做讲解员的78岁奶奶,她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在采访本上:”不是钱的问题,是早上有个地方要去,比什么都重要。”这句话后来被我原样写进了这一章。反观中国,2025年起分阶段推行的延迟退休政策,把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推迟到63岁、女性从55岁推迟到58岁,本意是缓解养老金压力和劳动力短缺,却也让不少已经因”35岁门槛”被挤出职场的中年人陷入更尴尬的处境——退休年龄推后了,但重新被雇用的年龄红线却没有松动。
我常常想,韩国的老年人才开发院和中国的延迟退休政策,方向其实是一致的——都在试图把”变老”这件事,重新定义成一种还能参与、还能贡献的状态,而不是被劝退的信号。只是政策走在前面,人心却常常慢半拍。如果你所在的单位或者社区明年要制定一项新规定,你会不会愿意先问一句:这条规定,是把人往外推,还是给人留了一条回来的路?
翻查这一章的采访笔记,我还记录下另一位主人公——在上海跟着儿子一家生活、帮着带孙子的从东北来的奶奶,她管自己叫”老漂”,一个听着有点心酸的词。她告诉我:”在老家我还能跳广场舞、还能主导家里大小事,来了这儿,我成了免费保姆,连买菜的钱都要伸手要。”这句话我原样记在了这一章的采访实录里。中国民政部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像她这样为了照顾第三代离开熟悉故乡的随迁老人,全国已超过1800万人,他们常常在陌生的城市里,找不到自己原本的位置。
韩国这边的情况换了一副面孔,却同样值得琢磨。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调查,韩国60岁以上祖父母中,超过三成仍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照顾孙辈的责任,俗称”황혼육아”(黄昏育儿)。不同的是,在韩国,这种付出更多被包装成”理所当然的疼爱”,很少有人像那位上海奶奶一样,直接说出”我也需要被善待”这句话。我常常想,无论是”老漂”还是”황혼육아”,这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给那些为家庭默默付出的老年人,留一条可以喊”太累了”的通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
写到这里,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读者,也留给我自己:如果有一天,你身边的组织或者社区要重新设计一场活动、一次招聘、一次邻里聚会,你会不会试着先问一句——这里面,年长的人能提供什么是年轻人给不了的,年轻人又能带来什么是年长者早已生疏的?苏州那140多位老人和陪伴他们的青年志愿者,给出的答案很朴素:低价的居所换来的是活力和陪伴,经验换来的是数字时代的一把钥匙。共生从来不是谁施舍谁,而是先承认彼此都还有东西可以给。
那位在地铁上局促不安的老先生,和那位36岁被系统性劝退的工程师,其实都在等一个不必解释自己”还有用”的社会。银色桥梁想搭的,正是这样一座桥——让年龄不再是通行证上的一道关卡,而只是人生走过的一段路程。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6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 WIA Book 图书详情页 了解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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