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在北京朝阳区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见到一位七十出头的女士。她穿着朴素的灰色外套,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坐在中华遗嘱库的登记窗口前,等了将近四十分钟。轮到她时,她没有立刻开口,而是先深深吸了一口气,才说:”我想立一份遗嘱,给我自己一个交代。”那句”给自己一个交代”,我记了很久。她告诉我,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一年见不到几次面,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没有委屈,只是陈述一个事实。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遗嘱这件事,对她而言不是财产分配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在晚年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清晰句点的方式。
后来我翻看中华遗嘱库的年度数据时,才明白她并不是个例。截至2024年底,仅60岁以上老年人的遗嘱登记就有4.02万份,其中空巢老人的比例高达60.28%。三个北京、上海、广东,占了全国登记总量的77%。换句话说,越是子女远行、越是独自生活的老人,越倾向于主动把”身后事”讲清楚。这与我在韩国采访时听到的情形几乎是镜像的反面——在首尔,我遇见的大多数家庭,恰恰是因为从未谈过这件事,才走到了法庭上。
数字有时候比故事更诚实。韩国遗产税的名义最高税率是50%,但当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时会被加征20%附加税,实际最高税率可达60%,在OECD国家中位列第一,是征收遗产税的18个成员国平均税率27.1%的两倍还多。而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遗产税至今仍是一片空白——从1950年首次讨论,到1993年、2013年、直至202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四次提上议程,四次以”时机尚早”收尾。经济学家担心经济下行期新增税种会抑制消费,普通民众也担心自己刚刚积累起来的私有财产被削弱,这些顾虑一次次让这项税收搁浅。一边是全世界最重的遗产税负,一边是从未存在过的遗产税——两个东方大国,在”继承”这件事上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但真正让我停下笔、反复思考的,是2024年4月25日韩国宪法法院的那份裁定。它宣告了维持67年的遗留份制度部分违宪:兄弟姐妹的遗留份权利被认定简单违宪;对未尽赡养义务的继承人缺乏”遗留份丧失事由”被判定与宪法不一致;现行法律也未能把子女对父母的贡献份额纳入遗留份计算。宪法法院在裁定书中写道:”遗留份制度虽有保护遗属生存权和维系家族紧密联系之必要,但对未尽赡养义务者一律保障遗留份,与宪法不相符合。”我读到这句话时,想起在首尔采访过的一个真实场景——一位子女数十年如一日照顾病中的母亲,而她那位多年杳无音讯的哥哥,却依法拿到了与她完全相同的一份遗产。法律讲究的是”公平的份额”,而她要的,是”被看见的付出”。这两者之间的裂缝,正是韩国这场违宪裁定试图缝合的地方。
把这两个场景并排放在一起——北京登记窗口前那位主动交代身后事的母亲,和首尔法庭上那位为”被看见”而争辩的女儿——我渐渐看清了这一章想说的东西。中国用”零遗产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遗嘱自由,却也在无形中放任贫富差距被继承、被固化;韩国用”高税率加严格遗留份”强制推行平等分配,却常常忽略了每个家庭内部真实的、不对等的付出。两种制度、两种偏向,却指向同一个东方式的困局:法律能规定份额,却规定不了心意。而恰恰是这份心意,才是家人之间真正在意的东西。
这背后其实是两代人共同的社会背景在起作用。韩国社会长久以来对”谈论死亡”有着近乎本能的忌讳——”生前谈财产就是不孝”、”写遗嘱会招来不祥”这类观念至今仍在许多家庭里根深蒂固,于是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把难题留给身后的法定继承程序去强制解决。中国则恰好相反,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正式承认了录像遗嘱、录音遗嘱、打印遗嘱等五种形式,并废除了”公证遗嘱优先”的旧规,改为以最新订立的遗嘱为准——这种对数字时代的灵活适应,连带着”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一代都开始主动订立遗嘱。制度的松紧不同,但两国老年人心底的诉求其实很相似:希望在还清醒、还能表达的时候,把话说清楚。
这两条不同的路,其实都被同一股人口浪潮推着走。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24年已达到19.2%,眼看就要跨过20%这道门槛,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中国60岁以上人口也已突破2.1亿,占总人口的14.9%,并仍在以每年新增上千万的速度攀升。我在书中那一章写过一句话:”当一个社会里,老去的人比出生的人更多时,继承就不再只是家庭内部的私事,而会变成整个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韩国用宪法裁定去修补法律的僵化,中国用民法典的松绑去追赶社会的变化,方向不同,但起点是同一个——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人数空前庞大的老年世代,提前准备一套说得清楚”归属”的规则。作为长期往返两地采访的人,我越来越确信,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的转移,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个家庭里谁被看见、谁被记住、谁的付出被承认。
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了十一年的登记员跟我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以前来登记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现在四十岁出头的人也开始预约了。”这句话背后,是从2013年到2024年,登记总量从最初的几百份增长到如今累计超过30万份的曲线。而在首尔,我采访的一位公证事务所所长则说了几乎相反的话:”很多老人来找我,不是为了立遗嘱,而是想问,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法律会怎么分。”两种问法之间的差距,恰恰折射出两个社会对”身后事”截然不同的心理准备程度——一边是主动规划的习惯正在往年轻一代蔓延,一边是把选择权交给法律、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动面对。
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5岁以上独居老人户数已经超过210万,占老年人家庭总数的36%以上;中国民政部的相关调查也显示,大城市里空巢老人的比例已经逼近70%。换句话说,无论在首尔还是北京,”一个人变老”正在从例外变成常态。我常常想,当”独自终老”变得普遍,遗嘱、公证、遗产分配这些原本属于法律层面的技术性名词,其实都在悄悄承担起另一种功能——替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留下一份看得见的证据。我想问问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如果有一天,你也要独自面对这些选择,你希望由谁,替你把心意说清楚?
我常在专栏结尾提一个问题,这次也不例外——如果今天,你的父母或子女忽然开口说”我们该聊聊以后的事了”,你会觉得那是不吉利的预兆,还是会松一口气,觉得终于可以坦白相对?我采访过的那位北京老人告诉我,她登记完遗嘱走出办公室时,”忽然觉得肩膀轻了”。或许东方式的继承智慧,从来不在税率的高低、也不在法律形式的宽严之间,而在于谁先鼓起勇气,把那句难以出口的话说出来。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下一代最朴素、却最珍贵的遗产。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8章「遗产继承:东方式的智慧」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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