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平常的午后,我推开首尔九老区一间敬老堂的木门,屋里飘着淡淡的艾草味。三位老人围坐在矮桌旁摊开花牌,谁也没说太多话,却时不时因为一张牌笑出声来。角落里两位老人对弈围棋,棋盘边放着一壶已经凉透的大麦茶。我在那里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几乎没有人问我是谁,却也没有人赶我走——那种被自然接纳的安静,让我突然想起自己母亲晚年常去的那间福利馆。写《银色桥梁》第三卷”金钱与关系”的过程中,这样的场景反复出现在我面前,而这一次,我想聊聊老年社团这件事。
就在那间敬老堂里,一位老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这不算什么社团,就是几个合得来的老伙计凑在一起。”这句话我一直记在采访笔记里。的确,韩国的老年社团大多不叫”社团”,而叫”聚会””联谊”。据2023年老年人实态调查,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联谊团体活动参与率高达54.2%,而正式意义上的”社团活动”参与率却只有6.6%。换句话说,韩国老年人愿意聚,但聚会的形式更接近情谊往来,而不是有课程、有组织的兴趣团体。这一点,恰恰是理解韩国老年社会连接方式的关键。
数字背后是更冷的现实。2024年韩国孤独死亡人数达到3924人,同比增长7.2%——这是保健福祉部公布的数据,也是促使我动笔写这一章的直接原因。与此同时,韩国老年人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项里,”兴趣·休闲活动”以37.7%位居首位,超过了经济活动和联谊活动。而从设施利用率看,敬老堂利用率28.1%、老年福利馆仅9.5%,希望未来参与兴趣活动的比率却高达38.6%,与实际6.6%的社团参与率之间,横着一道相当宽的鸿沟。理想很清楚——老人们想要更有内容、更系统的活动;现实却是,大多数敬老堂仍以”自主联谊”运营,缺少像样的项目和师资。
几周之后,我在青岛的一个朋友家小住,傍晚出门散步时,第一次真正”撞进”广场舞的现场。一台音箱、几十个人,动作齐整得让我一时看呆了。领队站在最前面,身后的人群自然分成几排,散场后大家熟络地互加微信,约定第二天同一时间再见。中国全国的老年大学已经有7.6万余所,注册学员超过2000万人,而广场舞参与人口估算约达一亿。国家老年大学在线平台注册用户也已突破1000万。这和我在敬老堂里看到的安静棋局,几乎是两个世界——一个内敛含蓄,一个热烈外放,但两者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退休之后,我还能属于哪里?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老年大学”一课难求”的处境。全国约3亿老年人中,六成渴望入学,但实际容纳能力仅约8%,这才有了2025年全国两会上”扩大老年大学资源”的正式提案。反过来,韩国的敬老堂虽然数量不少——全国老年休闲福利设施约七万处——却大多止步于场地提供,少有系统课程。我在写这一章时常常想,如果能把中国老年大学那种”课程化”的组织能力,嫁接到韩国敬老堂那种”熟人社区”的亲密感上,会不会正好补上彼此的短板?这也是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两种模式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各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韩国老年护理学会刊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中写道,社会团体活动和参与越多、互动越频繁,老年人的抑郁和孤独感就越低,对社会孤立的认知也显著降低。这句话我在敬老堂那两个小时里,几乎是亲眼验证过的——那几位打花牌的老人,谈不上有多深的哲理,但那种”每天都有人等着我来”的确定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韩国独居老人的抑郁率为16.1%,是有配偶同住老人(7.8%)的两倍还多;中国农村独居老人的抑郁相关比率也接近23%。孤独从来不是抽象的社会议题,它就住在每一个没人可以说话的傍晚里。
这背后其实牵动着两国截然不同的人口与社会背景。韩国婴儿潮一代(1955-1963年出生)正大批步入老年,他们比上一代更习惯”为兴趣而活”,登山、摄影、尤克里里社团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65至79岁老年人的终身教育参与率已达23.5%。中国的”60后”一代则带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集体记忆步入退休,广场舞与老年大学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他们习惯已久的集体生活方式。两国的老龄化速度都极快,但走出孤独的路径,却是各自历史与文化性格写下的答案。
在那次九老敬老堂的采访结束后,我又追踪采访了几位老人的日常,发现真正维系他们社团的,不只是那张矮桌,还有手机里一个安静的聊天室。有位奶奶给我看了她的KakaoTalk群聊,群名是”我们的下午茶”,里面几乎每天都有人在问”今天谁去敬老堂”。我在书中写道,”很多时候,真正让老人愿意出门的,不是活动本身,而是手机屏幕另一端有人在等我。”这句话后来成了我采访其他老年社团时反复验证的一个假设——线下的空间固然重要,但线上那点微弱的、持续的联系,才是让老人愿意迈出家门的最后一道推力。类似的场景我在青岛也见过:广场舞的组织者大多依赖微信群发布集合时间和位置,一个几十人的群往往比任何官方通知都管用。
这背后其实也牵动着两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路径。韩国保健福祉部自2023年起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事业,计划把部分敬老堂改造为兼具课程功能的复合空间,但预算和讲师资源仍然有限,截至目前完成改造的敬老堂占比不到一成。中国则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扩大老年教育供给,目标是到2025年学位数达到3000万个——即便如此,面对全国近3亿老年人口,缺口依然巨大。我常常想,政策文件里写的是”扩大供给””完善体系”这样的字眼,但对一位独居老人来说,他真正需要的,也许只是今天下午有没有人愿意陪他下一盘棋。写这一章时,我也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老了,我希望敲开的是哪一扇门?
写到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你自己,有一天从”社会”这个大集体里被悄悄抽离,你希望他们走进的是一间安静的敬老堂,还是一片热闹的广场?也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是否触手可及。一个兴趣相投的朋友,或许胜过十张处方;而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找到那扇门,需要的不只是老人自己的意愿,还有政策的投入、产业的响应,以及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人,愿不愿意多问一句”您最近都跟谁一起玩”。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11章”老年社团:兴趣相投的朋友圈”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记录了更多我在敬老堂与广场舞现场亲历的对话,以及中韩两国在银发社团经济上可能相互借鉴的具体路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WIA Book图书详情页了解全书: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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