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一句我反复听到、却始终没能轻易写下的话。那是在首尔西大门区一间老人福利馆的活动室里,一位七十出头的姥姥一边把外孙的书包拉链拉好,一边笑着对我说:”因为有孙辈,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处。”半年后,在上海浦东的一处社区中心,我又听到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只是换成了普通话。两座城市、两种语言,说出的却是同一种心情。我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想了很久——它们听起来温暖,但温暖背后,到底藏着多少没被说出口的代价?
我所遇见的这些祖辈,大多不是”被迫”接过孙辈的人。首尔的那位姥姥告诉我,女儿女婿都是双职工,”不是我们要抢着带,是不带真的撑不下去”。这句朴素的话,其实道出了这个时代家庭结构最真实的处境。在中国,情况更为普遍——多个大都市里,超过九成的0到3岁婴幼儿,是由祖辈在照看。隔代教育早已不只是我们记忆里”奶奶带大的”那种怀旧叙事,而是低生育率与双职工社会里,一个家庭得以运转下去的现实支点。
数字摆在眼前时,总让我有一种复杂的感受。韩国雇佣劳动部2024年的调查显示,双职工父母中有48.8%表示”没有祖辈帮忙就无法抚育孩子”;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数据则显示,一线城市这一比例高达94%,全国平均也在六至七成之间。两个数字看似接近,但我在两地实地走访后发现,它们背后的生活方式其实并不相同。中国的隔代教育多以”同住型全面抚育”为主,祖辈几乎全天候在场;韩国的”黄昏育儿”则更像是一种上下班式的接力——白天托付、晚上归家,或是周末集中照料。这个结构性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家庭各自要面对的利弊,重心并不完全一样。
我还记得一位在北京生活的朋友告诉我,她婆婆从东北老家搬来同住,一带就是六年,”照料费”这个词在他们家从未被正式提起过——因为在她婆婆眼里,这是”该做的事”,谈钱反而伤感情。而在首尔,情况又不一样,每月七十万到一百万韩元的”孙辈照料费”已经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即便是外祖母,也大多会收下女儿女婿递来的这笔钱。同样是隔代教育,一个把它安放进”孝道”的框架里,一个把它安放进”劳动”的框架里。我曾问那位北京朋友,如果婆婆开口要报酬,她会怎么想?她愣了一下说:”可能反而会松一口气吧——至少那样,大家都清楚彼此的付出被看见了。”这句话让我意识到,东亚家庭里最难开口的,往往不是钱本身,而是”我的辛苦值不值得被计价”这件事。
但这份”被需要”的温暖,终究不是没有代价的。韩国国务调整室所属研究显示,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过去一年内的抑郁经验率达到33.5%,明显高于一般家庭的孩子;而在中国,大约六千一百万农村留守儿童中,许多人也在”过度保护”与”管教缺失”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更让我在意的,是祖辈这一端付出的健康代价——韩国健康增进开发院的报告指出,每周照料孙辈超过40小时的祖辈,腰膝疼痛的患病率是同龄人的1.8倍,抑郁风险则是1.5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甚至已经把”代养疲劳综合征”确立为一个正式的医学术语。我在采访中见过太多这样的祖辈——他们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膝盖疼了多久,只是在孙辈睡着之后,才悄悄揉一揉。
那么,这份看似”以爱之名”的付出,到底该怎么衡量?我常常想起南京大学人口社会学教授张永梅在一篇文章里写下的话,她说隔代教育其实是”以爱之名由三代人共同承担的合作性负担”——它带给孩子稳定,带给父母经济上的喘息空间,却也向祖辈索取了健康作为代价。她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到底谁在让步”,而是”社会要如何用公共的力量,去支撑起这个三角形”。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我们太习惯把这件事框定为”家务事”,却很少去问,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劳动力结构乃至医疗负担,其实都悄悄压在了这群老人的膝盖和腰上。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那组数据格外让我在意——能获得祖辈照料的育龄女性,再生育率比没有这项支持的女性高出5.6%至5.8%,而这个效应,在低收入、低学历家庭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换句话说,当我们讨论”要不要再生一个”的时候,真正在天平另一端的,往往不是政策补贴的多少,而是家里那位愿意搭把手的老人是否还带得动。这让我意识到,隔代教育早已不只是一个家庭议题,它其实站在生育率、老龄化、女性劳动参与这几条线的交汇处。
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看,韩国2024年的生育率是0.72,中国2024年是1.0,两国政府其实都已经看到了这个”最后安全网”正在超负荷运转。韩国在2025年提出了”黄昏育儿支援法”的修正方案,计划为承担照料责任的祖辈提供每月约23万韩元的津贴与相关培训;中国则从2024年起在全国范围扩大托育补贴,每人最高可获得3600元人民币的直接支持。这些政策的方向其实指向同一件事——把”祖辈必须做”的隐性义务,逐渐转变为”祖辈可以选择”的公共支持。我把这看作一个信号:两国社会都开始承认,老年人的时间和健康,不该被默认为家庭内部可以无限调用的资源。
我也留意到,韩中两国政府在应对这种”祖辈超负荷”现实时,采取的路径其实透露出各自社会对”老年”这个身份的理解不同。韩国统计厅《2025老人实态调查》显示,65岁以上人口中仍在承担孙辈全职或半日照料的比例约为12.3%,其中近四成同时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却仍坚持照料;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60岁以上照顾孙辈的祖辈中,约41%表示”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这句”没有人问过我”,和我在南京大学张永梅教授文章里读到的那句话几乎遥相呼应——制度设计者关心的是孩子有没有人带,却很少去问,那双手是否还愿意、还能够继续伸出来。
我想起《银色桥梁》系列采写过程中,曾经问过一位在青岛退休的小学教师,如果重新选择,她会不会还是这样毫无保留地把六年时光交给孙子。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如果有人在我累的时候问一句’奶奶,你还好吗’,我大概会更愿意。”这句话,我后来一直放在采访笔记的扉页上。它让我明白,隔代教育真正缺的,或许不是补贴,也不是制度,而是那句简单的、被主动问出口的关心。这也是我想留给读者的第二个问题:在你身边,那位正在或曾经为你带过孩子的老人,你上一次认真问她”你自己过得好不好”,是什么时候?
写到这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正在读这篇专栏的你。如果你的父母正在帮你带孩子,你有没有真正问过他们——不是问”辛苦吗”,而是问”这样的日子,你自己觉得值得吗”?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祖辈其实并不排斥被感谢,他们排斥的,是被当作理所当然。或许,健康的隔代教育,并不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完美的制度安排,而在于家庭内部能否先把这份劳动”看见”——看见它的重量,也看见它带来的、连孩子父母都未必意识到的那份被需要的满足感。
这个故事,以及韩中两国更完整的数据对比、政策动向与产业观察,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3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如果这篇专栏触动了你对自家父母或岳父母的某个瞬间,或许可以在那一章里,找到更多值得细读的段落。图书详情页: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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