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先后去了两个相隔六千公里的地方。一处是韩国全南高兴郡的滩涂村落，一处是中国广西的巴马瑶族自治县。出发前我心里并没有什么大的假设，只是想亲眼看看，那些活过一百岁的人，早晨是怎么开始的。结果让我有些意外：两地的老人国籍不同，语言不同，却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吃早餐，用几乎同样的节奏出门走一小段路。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份“惊人的相似”，以及我从中想明白的一点点事。
在高兴，我遇见了一位101岁的金奶奶。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院子里剥蒜了，面前的竹篮里堆着小山一样的蒜头。我问她累不累，她头也没抬，笑着说：“我现在每天还要剥四个小时的蒜。”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退休”这个词，对她来说也许根本不存在。她不是在“养老”，而是在过日子。灶台、菜园、院子，就是她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的地方，也是她每天的“健身房”。
回到首尔后，我翻出了统计数字，想把这份感觉放到纸面上核对一下。2023年，韩国百岁以上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7,634人，而2019年是4,874人，四年间增加了56.6%。按韩国统计厅2024年的资料，每10万人口中百岁以上人口最多的是全南高兴郡，有75人；其后是江原旌善郡71人、庆北英阳郡60人、忠南扶余郡58人。前十名里，高兴、高敞、宝城、淳昌、谷城五个地方都在湖南圈，也就是全南南海岸到蟾津江流域一带。金奶奶所在的那片滩涂，原来并不是孤例。
中国那边的数字，让我停下来想了很久。中国老年学学会把“每10万人口中有7名百岁老人”定为认证“长寿之乡”的门槛，而广东的南庄镇是19人，深圳大鹏新区的南澳街道则达到110.86人，是国际标准的7.4倍。2007年以来，获得认证的“长寿之乡”已经超过100处。同一时期，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3亿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高兴的75人，放在世界的尺度上依然靠前；可站在南澳的数字旁边，我还是觉得，对“长寿”二字，我们大概需要多一点谦虚。
在巴马的农家里，我吃到了老人们日常的饭菜：玉米粥，蒸红薯，还有用火麻油拌的青菜。陪同的人告诉我，江苏如皋有74%的百岁老人一辈子恪守“两稀一干”：早晚喝稀粥，中午吃干饭。我听着听着，想起高兴那张饭桌：麦饭、杂粮饭，滩涂里的蚶子和章鱼，一碗大酱汤，再配一两样野菜。食材完全不同，搭配的道理却是同一个，低脂、低盐、高纤维，以植物性蛋白为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地的老人谁也没跟我说过“吃多少”，他们说的，一直是“怎么吃”。
让我更难忘的，是饭桌之外的东西。巴马的调查显示，百岁老人中有80%过了一百岁还在做家务，40%仍然下地耕作。全南大学医院研究团队对九谷淳潭和高兴百岁老人的调查则发现，自评健康状态良好的，在九谷淳潭超过50%，在高兴达61.9%。这是“主观”的健康感，不是化验单上的数字，我却觉得它说明了不少事。在巴马，我看见三代邻居围坐喝茶，村里有活动，百岁老人坐的是主宾席。而在韩国的城市里，独居老人的抑郁患病率是32%。我没有办法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但把这两组数字并排放着，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这趟旅程里，我反复想起如皋长寿研究所的一句话，《人民日报》2024年曾报道过：遗传对寿命的贡献只占25%左右，其余取决于心理状态、生活习惯、饮食、水质和空气。我不是医生，不敢替任何人下断言。但我愿意相信，长寿村教给我们的，也许不是某种神奇的食物，而是一种“能把连接维持多久”的生活方式：有事可做，有人可聊，有饭按时吃，有天地可以呼吸。巴马河水里的硒与锶，高兴、谷城一带的地下水与扁柏林，是自然给的底子；而邻里之间的牵挂，是人自己经营的底子。
临走那天早晨，我在高兴的村口又遇到了金奶奶。她正拄着一根细竹杖，慢慢走向村里的老人会馆，说是约了几位老姐妹打牌。我跟她打招呼，她摆摆手：“去晚了，位子就被人占了。”我听了忍不住笑。后来在巴马的山路上，我也见过一位拄着木棍的老爷爷，每天清晨沿着河走三公里，只为去村口的茶摊坐一坐。两个人说的话我都听不全，可那句“怕去晚了”，我想在任何一种语言里，意思都是一样的：他们心里有一个等着自己的地方。我认为，这大概就是“被需要”最朴素的样子。
说到社会背景，我们其实都在同一条船上。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达20.3%（2025），中国是15.6%（2024），而百岁以上人口，中国约有11.9万人，韩国是7,634人。两国的百岁老人中，女性都占八成以上，这意味着“长寿”与“独居”“照护”常常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另一个让我苦笑的数字是：韩国的净水器和空气净化器市场在2024年突破了6万亿韩元。长寿村的老人免费喝的水、免费呼吸的空气，城里人如今要花钱去买。当然，我也提醒自己别把长寿村浪漫化。有些地方的“长寿乡”已经成了旅游噱头，中国的食品法规也不允许直接使用“长寿”“抗衰”之类的字样。把故事讲得朴素一些，大概才是对这些老人最大的尊重。
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讨论长寿，不能只盯着“活到多少岁”。我身边有不少朋友，父母已经八十多岁，子女在另一座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中国有大量年轻人在外务工，留下“空巢”的老人；韩国则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守着农村的老屋，邻居一个个搬走。两边的难处名字不同，模样却相近：不是老人不愿意连接，而是连接的人和地方越来越少。我在高兴听一位村干部说，他们每周会挨家挨户敲门，只为确认老人们有没有按时吃饭。那样的小事，既没有预算上的光彩，也上不了新闻，却是我见过最实在的“养老政策”。
所以，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读者。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想像金奶奶那样，在八十岁、九十岁还有一件天天要做的事，那件事现在是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想在傍晚听见有人喊着孙辈的名字，那份连接，今天我们在经营吗？也许答案不必宏大：一碗粥，一盘时蔬，一段每天的劳作，一次主动去敲邻居的门。韩国与中国的银发世代，似乎在用不同的语言说着同一句话，而我们这一代人，或许可以做那个先把它翻译出来的人。
高兴的滩涂与巴马的山村相距六千公里，那里活过百年的老人们的餐桌，却如此相似。我越来越觉得，老龄化决定的是一个社会的规模，而这些村庄让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品格。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19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中还收录了更多我在两地遇见的人与数字。如果您想继续读下去，可以通过WIA Book详情页找到这本书：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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