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我在北京宣武区的中华遗嘱库总馆里坐了一个下午。我是去看登记流程的,最后记住的却是一位姓李的奶奶。她没有像多数人那样交上几页写满条款的纸,而是对着镜头说了一段话。她说:”儿啊,我的首饰盒不是遗物,请交给你媳妇。她曾为我熬的那碗米粥,我至今记得。”工作人员在旁边安静地调着灯光,没有人催她。她说完停了一会儿,笑了笑,问我们:”这样行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一个人把最后的话交给镜头,而不是交给律师,她想让谁听见?我后来的理解是,她想让儿媳妇听见。首饰盒不过是个由头,那碗米粥才是她真正想交代的东西。
回到首尔以后,我在九老区的老年福利馆见到了73岁的金大爷。他先办完了预立医疗意愿书,接着又坐了整整三个小时,一笔一画地写他的”终结笔记(ending note)”。我问他为什么不一次写完,他说,写着写着手会停,停下来是因为想起了一个人。他写的这本笔记不会拿到葬礼上念,是留给家里人的。我坐在旁边,没敢多问。写到某一页时他把笔放下,看着窗外,过了很久才重新拿起来。
我把这两个下午放在一起想,是因为后来翻到的数字,恰好和这两个场景对得上。截至2024年底,中华遗嘱库累计办理了57万2,141人次的遗嘱咨询,登记遗嘱35万7,512份。韩国的预立医疗意愿书,2023年11月底突破了209万份,到2024年底超过250万份,全国登记机构有429所。中华遗嘱库是2013年设立的,十二年里已经在全国铺开了60多个登记中心。这些数字我是抄在本子上的,抄的时候我想,在李奶奶和金大爷身后,还站着这么多不曾露面的人。
让我停下来多看几眼的,是”立遗嘱的人”长什么样。中华遗嘱库2024年的白皮书显示,立嘱人里女性占59.44%,已经连续十二年过半;平均年龄从77.43岁降到67.71岁,十年间”年轻”了近十岁。2024年的立嘱人里,52.9%集中在60到70岁之间。韩国的情形很相近。据优逝文化运动本部的调查,2024年填写终结笔记和预立医疗意愿书的人里,63%是女性,平均年龄约66.4岁。我想起小时候听长辈说”年纪大了再写”,现在看起来,这个”再”字提前了。不少人退休那一年就坐下来写了。
两边的人在”写什么”上却不太一样。首尔大学医学院郑现采教授的团队,2024年访谈了812位临终关怀患者,发现韩国老人临终遗言里有72%落在三句话上:对不起,谢谢,我爱你。财产往往几笔带过,重心放在修好一段关系上。金大爷的终结笔记里有一个问题,是”我最想道歉的5个人”。他告诉我,第三个名字写得最慢。这样的设计在韩国很常见,问答是顺着情感的线走的。我不敢说这就是儒家的”礼”、基督教或佛教的宽恕观念各占几分,我只看见它在福利馆的桌子上,是一支笔,一张纸,和一个写写停停的人。
中国这一边的重心要实在一些。据中华遗嘱库2024年的白皮书,空巢老人立嘱的原因里,”简化继承程序”占33.38%,”回避家庭纠纷”占31.62%,”向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遗赠,比如孙辈”占11.59%。独居和孤寡老人当中,71.59%选择把财产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9.78%选择捐给公益机构。我起初以为这样的遗嘱会比较冷,可是想到李奶奶的米粥,又觉得不一定。财产、家训、功德,这三样东西在中国老人那里是连在一起的。家族史、做人的道理、故乡的人脉,都可以写进去。影像遗嘱在中国普及得快,我想原因就在这里:面容和声音,本来也是家训的一部分,文字装不下。
背景里还有几件事。中国有约1.2亿空巢老人,韩国有239万独居老人,这是一代没有子女在身边可以托付的人。韩国65岁以上家庭的平均净资产超过4.8亿韩元,中国城市退休者手里的房产、股票和虚拟货币也在增加,单靠法定继承已经不容易处理。再加上数字资产:微信账号、Kakao Talk、博客、云端照片、游戏道具。中华遗嘱库自2023年起专设了”数字遗嘱”的表格,2024年受理了4,200份,韩国民间公证办理的数字遗嘱约1,200份。两个数字差得不少,我想这件事在韩国才刚刚开头。
法律上的差别,我也想老实写下来。中国《民法典》第1134到1139条承认自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六种遗嘱形式,韩国承认的是五种:自书、录音、公证、密封、口授。在韩国,公证遗嘱2024年约有1.34万份,只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8%。一位老人如果在两国都有亲人和财产,这两套规则怎么互相认,我没有答案,只能说这件事需要认真核对,不能想当然。我也知道,在粤港一带,谈遗嘱仍然被看作不吉利,这件事急不得。中华遗嘱库的陈凯主任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遗嘱不是对死亡的防备,而是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次书写。”
说到这里,我想补一个细节。那天下午离开遗嘱库,我在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翻出本子,把李奶奶的话又默念了一遍。她交代的不是房子,也不是存款,是一碗粥。后来在九老区,金大爷的笔记里也没有一处写到数额,翻开的每一页,几乎都是人名和一段短短的往事。我认为,两位老人做的是同一件事:把一辈子欠下的、记下的、舍不得的,换成别人能接得住的话。至于这些话用纸写,还是用镜头说,倒是其次。
也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觉得,这些登记数字背后,真正要问的是”谁来接”。中国有1.2亿空巢老人,韩国有239万独居老人,他们写好了,存好了,可万一身边没有人坐下来听,这些话要交给谁?我在两地都问过工作人员,他们说,不少老人是自己一个人来,办完自己一个人回去。我听了很久没说话。比起再多登记几万份,让写下的话真有人听见,也许更接近这件事本来的意思。
想了这么久,我留下两个问题,想请读者也想一想。第一个是:如果要留一句话,你想让谁听见?是不是该趁现在,在家人都在的时候,对着他们说,而不是留到以后?第二个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愿不愿意坐下来听父母说?李奶奶说完以后,问我”这样行吗”,我才明白,老人不是怕说,是怕没人愿意听。如果有一天,首尔和上海能有一个地方,让两边的家人一起坐下来,一边写,一边听,我愿意去看看。这样的事,需要的不是多高明的技术,更要紧的是一种”谈到死也不失体面”的态度。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一起老去的方法》第22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书里还收了更多数据、对比和我在两地遇见的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WIA Book的图书详情页看看: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5-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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