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去了一趟北京魏公村。那天不是为了采访,只是想亲眼看看”一课难求”这四个字到底有多真实。国家老年大学魏公村校区的春季学期报名系统一开,我守在朋友的电脑屏幕旁,看着京剧、藏族舞、杨式太极拳这些班级的名额一个接一个变灰。不到八小时,二十六个班全部报满。旁边一位陪母亲报名的中年女士叹了口气说,”比我们家孩子当年抢补习班名额还激烈。”我当时没有立刻明白这句玩笑话里藏着多少认真——直到后来我读到,某省老年大学新开放的6929个学位,报名系统上线仅一分钟,就涌入了约二十万人同时在线抢位。二十万人,一分钟,六千多个座位。这不是一场促销秒杀,而是一群平均年龄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在争夺重新走进教室的资格。
我把这一幕记在了本子上,后来它成了《银色桥梁》第三卷第九章的开篇。那一章我想写的,其实不是”老年大学有多火爆”这种猎奇角度,而是想追问:是什么让已经退休、本可以安享清闲的一代人,愿意在报名系统开放的那一秒钟死死盯着屏幕?书法、国画、太极拳这些传统科目常年热门并不意外,真正让我停下笔的是另一组数据——近五年间,”智能手机基础操作””给孙子孙女拍短视频””数码照片编辑”这类课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2025年春季学期,国家老年大学新开了智能手机短视频制作、收纳整理、有氧健康操,同时也保留了京剧、曲艺、葫芦丝、拉丁舞这样的艺术课。一边是老手艺,一边是新技能,两条线在同一间教室里并行。这让我意识到,老年大学早已不是一个怀旧场所,而是一个老年人拼命想跟上时代脚步的地方。
把这些故事放进更大的数字框架里,才能看清背后的重量。中国的老年大学从1983年在山东济南首创至今,已经走过四十多年,发展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截至2023年末,全国各级老年大学(学校)达到7.6万所,注册学员超过2000万人,国家老年大学一家就建有40个分校、3000个学习中心、5.5万个学习据点,在线平台注册用户234万,累计提供学习服务5640万次。过去五年,老年大学数量年均增长4.7%,每万名65岁以上老人拥有约4.3所老年大学。听起来已经是一张覆盖全国的巨网。但我在书里特别标出了另一个数字: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2.97亿,而真正进入老年大学的比例只有约6%。7.6万所学校、2000万学员,放在近三亿的分母面前,依然只是冰山一角。这也是为什么民进中央会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正式提出”扩大老年大学资源供给”的建议——供需缺口已经大到需要写进国家议程。
回到首尔,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图景。韩国教育部与韩国教育开发院每年开展的”终身学习个人实态调查”显示,2024年成人整体终身学习参与率达到33.1%,而65~79岁老年人的终身教育参与率在2023年恢复到23.5%,回到了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仅首尔一地,2023年非正式终身教育机构就有1918家,运营项目多达12.6万个,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但韩国没有中国那样统一的”老年大学”品牌——老人会下属的老人大学、地方政府终身学习馆、大学附设终身教育院、老人福祉馆教育项目,各自为政,传递体系是多元而分散的。我曾在一间首尔福祉馆的自传写作课上坐了一整节课,发现真正打动我的不是课程内容,而是课后那二十分钟——没人急着离开,大家围坐着聊起了孙辈、聊起了最近去世的老邻居。一位学员告诉我,”我来这儿,与其说是想学写东西,不如说是想有个地方,有人等着我。”这句话和北京那位抢报名的女士的叹息,隔着黄海,竟是同一个心事。
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一课难求”这件事值得被认真对待?答案渐渐清晰——老年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它是一种”被需要”的证明。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述老年教育社会价值的文章里写道,老年教育的价值不在于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老年人在社会中有尊严地存在的方式,是连接代际断裂的最柔软的桥梁。我把这句话摘录进了书里,因为它精准地说出了我在两国课堂上反复看到的东西:无论是抢报名的中国老人,还是常驻福祉馆的韩国老人,他们要的都不只是一张结业证书,而是一个仍然属于这个社会、仍然被这个社会需要的位置。教室里那份”报满”的紧张感,说到底是一种对存在感的争夺。
这背后的社会背景也不能忽略。中国的新冠疫情之后,医疗、交通、金融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迅速转移到移动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面临被系统性排除在外的风险,于是”弥合数字鸿沟”成为国家政策目标,老年大学的数字课程从兴趣爱好升级为生存技能。而在韩国,独居老人比例的急剧攀升,让老人大学不只是知识习得的场所,更承担起防止社会孤立的社区枢纽功能。两国的政策语境不同——一个应对的是数字化转型的速度,一个应对的是家庭结构解体的速度——但落到教室里,呈现出的是同一种迫切:不能让银发一代被时代或被孤独甩下车。这也是我在书中反复强调”以学为媒,以友为伴”这句话的原因,它同时适用于两国。
写到这里,我想把问题留给读者,也留给我自己。中国近三亿老年人口中,仅有6%走进了老年大学的门;韩国老年人的终身教育参与率也停留在23.5%。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他们不是不想学、不想连接,而是没有一扇够近的门。如果你家里也有正在退休或已经退休的父母、公婆,不妨想一想:他们上一次因为”想认识新朋友”而走出家门,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花一点时间,陪他们找到那扇门——哪怕只是帮他们在手机上完成一次报名?孙辈教长辈用智能手机,长辈教孙辈写毛笔字、包饺子——这种代际交叉的课堂,在我走访过的两国教室里,永远是气氛最热烈的那一堂课。
这个故事,在我的著作《银色桥梁:金钱与关系》第九章”老年大学:终身学习的实践”中有更详细的记述,包括我在魏公村校区和首尔福祉馆的完整走访笔记,以及中韩两国老年教育体系的深度对比数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WIA Book图书详情页查看:https://wiabook.com/books/silverbridge-vol03-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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